1949年7月，上海榆林分局，民警欧震把四枚银元攥在手里，反复摩挲。门外脚步声突然逼近，他急忙将银元往抽屉里塞，还是被同事老刘看了个正着。
四枚银元，在当时的上海并不是小数目。城市刚刚解放，物资供应紧张，干部实行供给制，普通工作人员很少能随身拿出这样的硬通货。欧震出身贫寒，平日生活也不宽裕，这些银元从哪里来，很快成了同事心里的疑问。
更让人觉得蹊跷的是，欧震近来下班后总往外跑，不再像过去那样留在单位读报。他对外只说，自己在外面和乡下来的未婚妻住在一起。老刘没有当面追问，而是把情况报告给了分局领导刘永祥。
刘永祥听完，立即意识到问题可能不只是私生活。上海解放不久，接管城市的干部一旦利用职权谋取私利，影响远比普通案件严重。他随即要求秘密调查，先查银元，再查欧震下班后的去向。
调查人员跟踪多日，终于找到欧震在榆林一带的住处。一次下班后，欧震回到那间偏僻房屋，开门的是一名年轻女子。办案人员随后进入屋内，搜出了赃款及其他可疑财物。女子情绪崩溃，事情的另一层内幕也由此浮出水面。
她姓朱，正是国民党空军司令部第二十一电台台长毕晓辉的姨太太。毕晓辉在上海解放前夕逃往台湾，朱氏和大太太留在上海。欧震口中的“未婚妻”，并非来自乡下的普通女子，而是他在执行查案任务时认识的朱氏。
1949年6月8日，欧震曾随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到毕家查处非法藏匿武器案件。搜查中，办案人员查获枪支，朱氏和大太太配合调查，因情节及表现等原因受到从宽处理。按理说，案件到此应当结束，欧震却把这次接触当成了牟利的机会。
当晚，他以“还有问题没有交代清楚”为借口再次上门，暗示朱氏若想平安过关，就必须拿出好处。朱氏取出四枚银元，称是感谢。欧震收下后并未离开，反而继续以案件相要挟，步步逼迫。
“你丈夫已经逃走，你今后的日子怎么办？”欧震说，“跟着我，我不会亏待你。”
这句话不是劝说，而是夹着身份压力的威胁。朱氏在惶恐之中被迫屈从。此后，欧震多次借故前往毕家，又让旧警察帮忙在附近租下一间房屋，把朱氏安置在那里，并对外谎称她是自己的未婚妻。
为了维持生活，朱氏还带出了毕家藏匿的一部分钱财，添置家具，与欧震共同居住。欧震既收受财物，又利用办案人员身份敲诈，还把被调查对象控制在自己手中。四枚银元只是最早露出的破绽，背后牵连的是一连串越过纪律和法律底线的行为。
案情报到上海公安局后，局长李士英和副局长扬帆认为，不能因为欧震属于南下干部，就对案件遮掩。李士英曾指出，接管上海前，干部已经接受过城市接管纪律教育，若刚进城便有人违法，越要公开查清，不能拿政治影响当作姑息的理由。
判决材料送到陈毅市长案头时，原拟处理意见中写有敲诈勒索、强占妇女等罪行，并提出判处死刑。陈毅没有立即落笔，而是要求先查清欧震过去的经历。他关心的，不只是一个干部犯案，也要弄清这样的人究竟怎样进入了接管队伍。
调查结果很快显示，欧震的身份并不简单。他早年参加过三青团，曾在国民党青年军第二〇二师当兵，后来担任地方保安队排长，又在南汇警察部门任职。淮海战役期间，他还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过连长。
1948年底，欧震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。他隐瞒真实经历，谎称自己是被抓壮丁入伍。经过教育后，他被释放回乡。后来山东济南警校招生，欧震凭借考试成绩被录取，却没有如实交代过去的政治和任职经历。
警校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李士英领导的系统，随队进入上海，成为榆林分局接管工作的民警。一个有复杂旧经历的人，靠隐瞒身份进入了执法队伍，又在权力刚刚接管城市之际，把制服和公章当成了谋私工具。
陈毅得知这些情况后，认为执法队伍必须从自身整顿。上海百姓刚迎来解放，如果执法人员反而借机欺压百姓，损害的便不只是个人名声，也会动摇新政权在城市中的立足。经过复核，陈毅在判决书上写下“同意枪毙”。
1949年8月14日下午，欧震被执行死刑。案件由四枚银元暴露，最终查出的却是权力失守、身份隐瞒和纪律松弛交织在一起的严重问题。判决落下时，欧震的个人罪行已经与上海接管初期的整顿任务紧紧连在了一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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